世宗篇50 花落谁家 (第2/2页)

而围绕着新太子的推举，快速地在帝国上层形成了一个政治旋涡，几乎将所有中枢朝臣都吞噬其中，只要在这个权力场间，少有能置身其外者。
　　
　　在这件事上，大汉帝国上层的权贵们，似乎都一一苏醒了，包括那些家世显赫，但在岁月流逝之下，已经渐渐边缘化的开国公侯，元从故旧。而这种斗争，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
　　
　　勋贵大臣们，实在给了皇帝刘文济半年多的缓和时间，希望他能从丧之之痛的阴影中恢复过来。因此，一直到建隆二十年春，随着京畿道布政使柴熙让（前以吏部尚书职出任）上奏，请立太子，早定国本，这场酝酿了半年多的暗流，终于彻底暴露了出来。
　　
　　紧随柴熙让之后，请立太子的奏章有如雪片一般飞向皇帝刘文济，这还是明请的，还有诸多旁敲侧击、拐弯抹角，以各种形式向皇帝暗示的，类似的奏疏，十张皇帝御用大案都盛不下。
　　
　　而这种风正式吹起来之后，在没个确切的结果之前，就很难平复下去了。随着“册立太子”的呼声甚嚣尘上，遍及朝野，对储君的意见，朝廷内部也逐渐正式地分裂成三派。
　　
　　睢阳公刘继英以及皇长孙刘维箴，这是最核心的两派，还有一派，则是持“中立”态度，准确地讲，遵圣谕而行。但不论哪一派，在请立太子的事务上，态度是一致的。不管是存有怎样心思与谋划，太子该当及早确立。
　　
　　而刘继英、刘维箴两人支持者们之间的争斗，也形成了开国以来帝国在继嗣问题上第一次尖锐的、大规模的政斗，影响之深远，甚至一度使朝政糜废。
　　
　　双方从大方向上，代表了自世祖时代起就延续下来的两股势力的斗争，贵庶集团的角力。支持刘继英的，当然是以杨氏为首的军功贵族们，刘维箴则以庶族官僚集团居多，同时，也不乏贵族支持，毕竟杨氏树大招风，难免引人嫉妒，另一方面，在杨家也很难完全代表帝国的军功贵族阶级。
　　
　　这也导致两者之间，实力与影响相对均衡，因此，如果仅凭臣僚们自己推戴拥立，是很难迅速出一个结果的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从建隆二十年，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，为了将目标对象扶上位，帝国的权贵们是绞尽脑汁，各显神通，从鼓噪推戴，迅速演变成相互攻讦，一场大型的党争，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刘文济统治时期出现了.....
　　
　　朝廷的风气，为之一改，建隆时代维持了二十年的清明政治，也不可避免地多了几分污浊与阴霾，甚至从中枢，传导至地方，最夸张时，连一边远州县官吏，都不禁参与到太子的讨论中来，其中不乏用自己的办法表明支持之意。
　　
　　这样的局面，是远超很多人最初之意料的，没人能想到，太子之位能拖这么久，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与影响，皇帝刘文济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。
　　
　　因为，一切的本质，还在于刘文济内心的犹疑。
　　
　　同诸权贵大臣一般，刘文济对继嗣之君的人选，也是从刘继英、刘维箴二者之间考虑。但最终选择谁，却难有个果断的决定，每个人，都让刘文济顾虑重重。
　　
　　刘继英，性沉稳，有志气，涵养足，是一个标准的皇室教育出的精英，虽然少锻炼，但毕竟还年轻，极具培养价值，未来可期，身份上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唯一让刘文济顾虑的，恰恰是杨氏外戚的影响，看看以杨氏外戚及一干军功贵族们组织起来的“睢阳派”吧，那等声势，让刘文济都不禁侧目。
　　
　　即便有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，但杨氏之盛，并且持续了这么多年，甚至影响到下一代帝王了，刘文济是怎么都无法忽视这些因素的。
　　
　　刘文济毕竟也是个老皇帝了，而老皇帝最不安的就是掌控力的减弱，有些忧虑甚至能盖过理性......
　　
　　刘维箴，太子死时，也有十九岁，年纪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性情上，比其父更加迂腐懦弱，虽然一样孝顺恭敬，但其短智迟钝，一度让刘文济看得都着急。
　　
　　但是，朝野上下，偏偏支持者众多，并且涵盖诸多阶层，各派势力，人声虽杂，但其意甚坚，尤其是一些又臭又硬的谏臣，更是打着“死谏”的名头，要维持帝国正统！
　　
　　正统！这个词，刘文济为之努力争取了一辈子，没曾想，最终却在继嗣的问题上，通过这样的方式被认可，说来也有那么几分可笑......
　　
　　皇帝犹豫不决，传递出的模糊信号，自然给人钻营者浑水摸鱼的机会，夺嫡之势既成，斗争起来便是无休无止。虽然刘文济在这个过程中，也以严厉手段进行弹压，但表面上控制得住，但潜流依旧，他也震慑不住那骚动的人心。
　　
　　也就导致，在建隆二十到二十二年这三年间，朝廷中枢的氛围十分紧张，为了禁止两派之间那种层出不穷、跌破下限的争斗，刘文济不得不以执政以来最酷烈的手段与作风去镇压，一大批的大臣遭到贬谪，其中不乏有识之士，忠臣孝子。
　　
　　比如，在刘文济的大力提拔下，已经升任洛阳府尹的范仲淹，见太子之争，波及朝野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稳定，对此痛心疾首，上表进谏。
　　
　　言辞固然激切了几分，其中不乏影射政事堂诸相尸位素餐，坐视斗争，不为君王社稷尽心参谋之言。范仲淹的奏章，不只引起了刘文济的厌烦，还惹恼了那一干宰相。
　　
　　尚书令陈尧佐，财政使吕夷简，先后上奏，弹劾范仲淹，说他不敬宰相、妄议朝政。罪名虽然很弱，但刘文济恼怒之下，于建隆二十一年春，将范仲淹贬到陇右道当布政副使了。
　　
　　由此，开启了范仲淹在陇右长达七年仕途生涯，在那七年间，范仲淹也没有片刻放松，时刻关心朝局，忧怀君王。并且，在陇右完成了两件大事。
　　
　　一是在曹利用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巩固大汉在青唐地区的统治，将帝国统治影响向高原深处辐射；二则推动陇右道治西迁兰州，一直以来，陇右道治都在凤翔府，从地理上来讲，偏重于东方，尤其在对青唐地区开拓益深的情况下。
　　
　　也是从范仲淹遭贬开始，朝廷重臣，一一遭到刘文济的整顿，柴熙让被贬到高昌道任主官，吕夷简外放辽东，到建隆二十二年，尚书令陈尧佐罢相。
　　
　　到这个时候，朝堂之上虽然在刘文济的镇压下平静了下来，但关于太子的争斗却在帝国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刘文济既然恼怒，又无奈。
　　
　　面对众多纷争，刘文济是日益疲敝，也清楚地知道，太子之事，是不能再拖了，他必须得做决定了，否则祸患或许就将起于忽微了。
　　
　　在历朝历代的诸多权力争斗中，在那些漫长的角力之下，最终比拼的实则并不是有多优秀，而是比少犯错。而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，这条规则同样适用......